
中医调理治病,讲究“应时应季应势”,当前已经入夏,很多地方迎来高温酷暑天气,防热防暑是重要任务。夏季不仅天气炎热,而且湿气也比较重,湿和热夹杂在一起,让人感觉头重脚轻,浑身黏腻,吃不下、睡不好、动不得,稍微活动幅度大一点,就大量出汗,汗出多了伤津液,又伤正气,人看起来恹恹的、乏乏的、懒懒的。
气虚、困乏、汗多、津亏、湿热等诸多因素来袭,中医有现成的解决方案,用“清暑益气汤”。不过,很多人不知道,清暑益气汤有两个版本,一个在金元时期,一个在清代,清代的方剂入选了现代中医方剂学的教材,更为人熟知。但这不意味着金元时期的版本是“水货”。

两个版本的“清暑益气汤”,各有千秋,各具特色,中医带你认识一下。
1、金元时期的“清暑益气汤”,创立者是李东垣,记载于《内外伤辨惑论》,后收录在《脾胃论》。该版本方剂由15味药组成,是一个药味偏多的方剂,配伍和方义是:
君臣佐使配伍:黄芪为君药,其性甘温,补中益气,升阳因表止汗。人参+甘草+陈皮+当归四药为臣药,益气生津、理气和胃、养血和营。苍术+白术+泽泻+升麻+葛根+青皮+神曲+麦冬+五味子+黄柏这十药为佐药,健脾利湿、渗利除湿解肌热、消积化滞、养阴生津。另外甘草兼调和诸药,担任使药。

从方剂看,实际是补中益气汤、生脉饮和二妙散这三个方剂化裁组成,从药材看,采用了辛甘化阴、酸甘化阴两种治法。方剂的精髓在于方义,从中医眼光看是这样的:
黄芪、升麻、葛根是升药,黄芪领衔,升阳举陷;人参、黄芪、炙甘草补气提气,人参担纲,建中焦元气,黄芪、人参两组药材,犹如鸟之双翼,车之两轮,形成升、提、运、建阳气的厚势。阳升则万物生,清升则浊阴降,把全身气机都调动起来。青皮、神曲助运化,加麦冬、五味子泻阴火,养肺滋阴,黄柏苦寒质润,佐以燥湿泻下焦之火。全方合用则暑湿得清,阴火得降,脾胃之气得张,厚势浑然法成。

该方适用的证型是:平时脾气虚弱,暑热之邪气趁虚乘脾,因为脾虚运化无力,无法攻逐邪气,邪气得寸进尺,慢慢由表及里,渗入中焦,脾虚而生火,入阴分。患者表现为低热、头痛、口渴、小便少而黄、四肢困倦、食欲不振、胸闷身重、自汗、大便稀溏,舌苔腻,脉虚浮。换句话说,李东垣版本的清暑益气汤,用于治疗脾胃素虚,又感暑湿之症,对湿热内蕴内伤杂症亦可选用。
2、清代的“清暑益气汤”,创立者是王士雄,记载于《温热经纬》。该版本方剂由10味药组成,是一个攻补兼施的方剂,配伍和方义是:

君臣佐使配伍:西洋参、西瓜翠衣为君药,西瓜翠衣就是“西瓜皮”,清凉解暑的好药,西洋参和西瓜翠衣组合,益气生津,养阴清热;荷梗+石斛+麦冬三药为臣药,滋润养阴;黄连+淡竹叶+知母为佐药,清热除烦;甘草+粳米为使药,益气补津。10味药组合在一起,具有清暑益气、养阴生津之功,使暑热得清,气津得复,暑、湿、热等诸症自除。
该版本的清暑益气汤,实际是《伤寒论》名方“竹叶石膏汤”化裁而成。组方的精髓和要义在于:
西洋参、石斛、麦冬、粳米能养阴、补津,组合在一起是益气生津的;黄连、知母、竹叶、西瓜翠衣、荷梗是清热解暑的。两组药材配合,共成清热泻火、益气生津的用途。主治暑热盛行引起的气津两伤,主要表现为发热汗多、体倦少气、心烦、口渴、小便少而黄、神疲乏力、脉虚无力等问题。以体倦少气+口渴汗多+脉虚数为证治要点。凡热病见热邪未退,而正气已经受损,身热而兼气津两伤的患者,均可酌情应用该方。

3、清暑益气汤两个版本,为何现代收录的是王士雄的,没有收录李东垣的?
因为清暑益气汤有两个版本,主用的季节也一样,为了便于区分,临床使用叫“李氏清暑益气汤”、“王氏清暑益气汤”。问题是,为什么现代方剂教材收录的是王氏清暑益气汤?
李氏清暑益气汤距今约800多年,王氏清暑益气汤距今约150多年。王士雄创立清暑益气汤,很重要的原因是批判继承了李东垣的治法思想。

王士雄认为,治疗暑热病,用药应“甘凉濡润”,以清凉、生津、滋润为主。他认为李东垣方中使用的升麻、葛根、黄芪、白术等大量温燥和升提的药物,当患者暑热引起伤津耗气的情况下,无异于“火上浇油”,仅有清暑之名,而无清暑之实。
中医药有悠久的历史,现代中医更提倡批判地继承,创新地发展。着眼中医教学规范化和处方针对性,更倾向于选择方证对应明确、针对暑热病机专一、药物安全性更高的王氏清暑益气汤。对于李氏清暑益气汤,往往认为其更接近于“长夏湿热困脾”或“内伤湿热”范畴,而非典型的暑热、中暑。

但也不意味着李氏清暑益气汤没有了应用价值,从现代临床看,如果气虚湿热引起多种疾病,如慢性疲劳综合征、功能性消化不良、慢性肝炎等疾病,只要符合“脾虚湿盛”的核心病机,即便不在暑热的夏天,同样可以使用。
换句话说,两个版本的方剂都是经得起检验,有实践应用价值的中医良方,需要辨证使用,注意不能乱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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